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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垃圾处理经验

文章出处:朴人物业   人气:    发表时间:2018-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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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上海世博会,台北以“资源全回收、垃圾零掩埋,迈向城市的永续”作为两项参展主题之一,布展以大型垃圾车为主造型——垃圾车可是台北市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五月天曾以一首《垃圾车》去争取第四届MTV亚洲大奖,并在接受采访时说:“台湾的垃圾车会唱歌,听到音乐,我们会准时把垃圾拿出去倒……”台南垃圾车主题曲,是贝多芬的《致爱丽丝》;台北垃圾车主题曲,是古典钢琴小品《少女的祈祷》。
 
    每日下午4点半开始,台北市内180条类似公交车路线的垃圾回收线开始运作。每条线路上分20个停车收集点,市民必须等待垃圾车队来,才能从家里拿出垃圾直接放到垃圾车及资源回收车上——这就是台北的“垃圾不落地”。车队分资源回收车、厨余回收车、一般垃圾等,市民必须对家里的垃圾进行粗分类,如塑料、铝铁、纸类、玻璃、干电池、旧家具等,属于资源垃圾;日光灯管、水银体温计等,属于有害垃圾;蟹壳、塑料袋、口香糖、卫生纸等属于一般垃圾,只有一般垃圾需要放入收费的垃圾袋,厨余和资源垃圾都不需要付费处理。资源垃圾将卖给资源回收分类场;厨余按性质分为两类:生厨余用来堆肥,煮熟、含盐分的食品则为熟厨余,经过消毒过滤粉碎,用来喂猪。居民在分厨余时,也以“猪能不能吃”作为简易标准。
 
    垃圾分类、资源回收、垃圾清运这三项工作,就在垃圾车这里一同完成。错过时点的人,往往要追着垃圾车狂奔一段路程,直到它在下一站停下来。
 
    台北市从2000年开始积极实施垃圾减量、资源回收,短短几年来,生活垃圾减量达67%。目前台北市每天产生1200吨回收物和1500吨垃圾,资源回收率达到45%。当中国大陆各地的垃圾焚化厂引起居民抗议的时候,海峡对岸的垃圾焚化厂面对的却是另一个问题:垃圾不够烧。台北的3个垃圾焚烧厂,总装机日处理量为4200吨,政府又不好决定关闭其中的任何一个,只好让它们轮流开工。台北市仅存的山猪窟掩埋场,平均每日的掩埋量从1994年到2007年,从2500吨减少到54吨。
 
    而台北人的目标是:2010年,实现资源全回收,垃圾零掩埋。
 
    10多年前,台湾也曾遭遇过“垃圾围城”——1998年高峰时,生活垃圾日产量24800吨。
 
    当局也曾启动庞大的焚化炉兴建计划——从1984年的《都市垃圾方案》开始,“焚化”就一直是台湾政府制定的“中长期垃圾处理方式”。1987年环保署成立,不久推出了“一县市一焚化炉”计划,预定在1996年前达到垃圾分化率50%以上的目标。作为一项重要环境政策,焚化炉多年来被台湾政府视为解决发展与环保冲突的一项“科技产业”,政府宣传其“减量化、安定化、无害化、资源回收、占地小、台湾垃圾适于焚化、焚化是先进国家主要垃圾处理方法”七大优势,并辅以多种方式的培植和推动,包括为厂商提供优惠贷款、保证利润、奖励投资、甚至承担兴建费等等。却对焚化炉可能带来的环境风险不置一词,根本未提及二噁英及其他风险。(大型炉的二噁英排放标迟至1997年才订出,小型炉管制最迟至2003年才生效。)
 
    1980年代末,焚烧废电缆二噁英产生问题的开始走进民众的视线,台湾绿色和平组织两度发出关于“世纪之毒”二噁英的警告。“新环境基金会”等环保组织也批判焚化炉不是万灵药,对环保署提出的优点一一予以驳斥。1995年,台湾首度有焚化炉二噁英排放的数据出现,证实环保团体所言不虚,也证明政府之前“二噁英去除率已达99.99%”的标准答案是纯然的说谎。
 
    民间也发生了激烈的反焚化炉抗争——有民众撒冥纸丢鸡蛋,也有民众直接用肉身去抵挡机器。
 
    1999年是重要的一年,许多关键性事件都在这一年发生。
 
    6月9日,民间团体“环境品质文教基金会”提出台湾焚化炉排放超量二恶英的问题,迫使环保署承诺,将自7月1日起全面监测运转中焚化炉周边空气的二恶英浓度。
 
    12月5日,环品会公布“台北市的焚化炉致癌负担是美国加州标准的两千多倍”的研究数据,震惊台湾。这项研究是环品会委托中鼎工程公司与嘉南技术学院环工系教授分别对台湾当时运转中的5座焚化炉进行评估,再由台大职业医学与工业卫生研究所所长评析得出的结论。环保人士认为,这正是政府没有弄清楚政策优先次序,没有做好前置的分类、减量和回收的恶果。“引进先进技术的时候,并没有引进相应的运作良好的社会配套条件,因此宣称的先进科技‘神奇功效’并没有发挥。”
 
    1999年7月16日,环保联盟台北分会与看守台湾研究中心邀请美国反焚化炉专家Paul Connet来台巡回演讲,这两家机构并从西方国家引入整套的反焚化炉科学知识与论断,编成《打破焚化炉的神话——你所不知道的焚化炉》手册,成为日后各社区的“反焚化炉启蒙”过程中一个重要武器。其中指出,焚化炉实际上就是一座炼毒炉,它将原本无毒、肉眼看得见的垃圾转变成剧毒、看不见的气体和灰渣,释放到环境中的物质包括二恶英等致癌物质以及铅、镉、锡、锌等多种重金属。越来越多人了解到“焚化炉不只污染住在周边的居民,而是会透过食物、饮水进入每一个台湾人身体里”。这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威胁,都有参与反对运动的诱因与动机。这套知识和论断工具推广到环保团体和参与抗争的草根组织,促成社区之间的互相交流,使得反焚化炉行动可以在短短几年内,从各地的独立抗争加温为全台团体串联的行动。
 
    1999年到2003年,居民和环保团体进行持续的抗议和游说。2003年底,全台完工运转的焚化炉有19座,规划中的有4座,施工中的有7座。此后一年中,台湾各县市相继停止10座焚化厂的建造或计划,另有两座未得运行。2005年,负责营建焚化炉的“兴建工程处”解散。
 
    但仅仅反对焚烧,解决不了垃圾的问题。一方面,垃圾填埋场不堪重负,也再无处转移,另一方面,已经建成和准备兴建的垃圾焚烧厂又受到居民与环保团体的持续抗议。当垃圾埋不了、扔不掉、也烧不掉的时候,人们再也没有简易的垃圾处理方案,关注的重点终于从末端治理转向了前端减量。
 
    垃圾减量、分类、资源化,成为海峡对岸寻找到的永续发展的政策方向。
 
    2000年7月,台北市实施垃圾费随袋征收——不可回收利用的一般垃圾必须使用环保署指定的专用垃圾袋,垃圾袋售价为每公升新台币五毛(约合人民币一毛),最小五公升,袋子越大,价格越昂贵。专用垃圾袋有自己的标章,有防伪设计,很难仿冒。未使用专用袋,则罚款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使用伪造垃圾袋,更可被罚款新台币3万至10万元,举报的市民可以获得两成罚款作为奖金。在制度实行前,政府举办了17次训练课程,共训练了2100人,其中两次训练更专门为小学和中学校长而设。还在各社区举办说明会349场。
 
    推行的第一个月,在收集到的垃圾袋中,只有0.06%不是专用袋,一年后平均每天收到的221443个垃圾袋中,只有24个不是专用袋。而垃圾减量,效果更是立竿见影:1999年平均每日产生垃圾2970吨,到2000年8月便下跌至1680吨,减幅达43%。到10月就改为一周只收6天垃圾,到2005年5月,垃圾量持续减少,变为一周只收五天垃圾。
 
    在2005年之前,实行随袋征收时,垃圾分类回收只属自愿性质;而2005年1月1日起,顺利过渡到强制分类制度。环保署规定:垃圾分厨余、资源(可回收)和一般垃圾三类,不分类则拒收、处罚。
 
    厨余回收再利用政策推行以来,厨余回收量由平均每日80吨,提高到每日2000吨以上,相当于两座垃圾焚化厂日处理量。而资源垃圾的处理厂商,每年可以从环保署成立的资源回收基金管理委员会得到50亿补助,其来源是各相应商品的生产厂家。
 
    每天走在垃圾收集路线上的,除了政府的车队,还有资源回收业者,收集价值较高的物资;还有台湾最大的慈善组织佛教慈济功德会的车队,市民乐于将一些价值较高的物资交给他们,也算是一种捐赠。慈济在台湾在4500多个环保点,动员了62000多位志工,进行更细致的垃圾回收分类:饮料瓶有十多种分类,杂志的封片和内页纸张不同……他们甚至发明了一台机器,可以把电线剖开,线皮和金属分开回收;慈济甚至主持研发了宝特瓶的再造技术,以回收宝特瓶制成的毛毯,已经在全国20个国家的灾区送出将近25万条。
 
    台北市计划,未来进一步推行焚化厂飞灰再利用处理计划、焚化炉底渣再利用处理计划、垃圾全分类厂设置计划、污泥再利用处理计划等。“垃圾零掩埋、资源全回收”,这个愿景,是政府与民间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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